（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涂瑞和 资料图：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提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联合国环境署是根据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决议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后决定设立的。1973年联合国环境署在内罗毕正式成立，不久之后中国政府就在内罗毕设立了常驻环境署代表处，双方建立了官方关系。2003年，环境署驻华代表处在北京成立，这是环境署在全球设立的第一个国家办公室。
在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涂瑞和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书面专访，就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国提出“双碳目标”的意义以及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等问题，分享了他的看法。
“环境署高度赞扬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在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非凡成就。”涂瑞和指出，环境署执行主任安德森最近表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是全球借鉴的样本。此外，环境署还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良好实践和案例给予了表彰。
在涂瑞和看来，在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中国可以同国际社会分享很多良好实践，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提供“中国方案”，包括：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和理念引领，清晰的中长期战略和阶段性目标相结合，不断完善的环境法制和持续的执法，务实有效的政策和执行机制，监督和问责，动员社会各界和公众支持和参与，发挥舆论和公众监督。
与此同时，涂瑞和强调，改善生态环境对所有国家来讲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进一步深入推进污染治理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系统、降低碳排放强度依然任重道远，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更是一项新的“绿色长征”。
据悉，近年来，环境署和中国的务实合作不断推进，覆盖了非常广阔的领域，包括：污染防治，气候变化政策、减碳、适应气候变化，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绿色金融、绿色贸易；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修复、野生动植物和国家公园保护；可持续消费、环境法制、海洋治理、可持续基础设施、绿色冬奥以及限塑减塑禁塑等。
涂瑞和指出，当前，中国与环境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正全力以赴合作筹备在中国云南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非凡
21世纪：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强烈的建设生态文明的意愿，并在提高森林覆盖率、降低碳排放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涂瑞和：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人口规模巨大，工业结构比较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炭，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现象和案例屡禁不绝，环保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因此一度产生和积累了不少环境问题。
我们很高兴看到，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并实施一系列新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相继发布并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污染防治攻坚战力度前所未有，环境质量快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非凡成就。
中国在保护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以下几方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是，中国将生态文明作为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治国理政理念大政方针，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和建设美丽中国写入国家宪法，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深入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了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这比“主流化”更加具体更加全面，在全球层面是独一无二的。
二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减贫、扶贫成就巨大，去年已经实现绝对贫困人口清零目标。科学界有一个共识：贫困是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大的敌人。贫困问题的解决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中国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污染治理行动。从“三废”治理开始，到烟尘、粉尘、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单一污染物控制，到重点城市、重点区域、流域的治理，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 “刚性约束指标”，到以改善和提升环境质量为核心的治污行动。尤其是近几年来治理以细颗粒物为标志的雾霾现象、提升空气质量、蓝天再现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肯定。
四是，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和治理荒漠化工程，确保了生态系统相对稳定，森林覆盖率提升。三北防护林、平原绿化和沿海绿化造林等为标志的国家组织实施的工程，较大幅度增加了森林蓄积量。中国地方和民间的防沙治沙故事非常感人：河北塞罕坝林场持续三代人、70年在严寒、干旱、高原风区植树造林造就百万亩森林公园；山西右玉县24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治理荒漠化恢复生态造福全县人民；新疆阿克苏各民族紧密团结持续30年建设柯柯牙防风固沙林工程将风沙源变成绿洲果园；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发起、持续三代人治沙造林；内蒙库布齐民营企业带领周围民众在库布其沙漠治沙发展沙漠经济；福建长汀持续20多年治理水土流失等等，不胜枚举。
五是，中国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快速推进。过去这些年来，新制定、修订多项生态环境领域法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机制已成为推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利剑”；最高法院几年前专门设立了“资源与环境庭”，全国许多省市也相继设立环境资源法庭，强化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
六是，自去年9月中国宣布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巴黎协定的“2030-2060”目标以来，各政府部门、各研究机构、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积极行动起来，以“中国高铁速度”推进相关工作，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明晰“十四五”时期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2030-2060目标的顶层设计思路和努力方面已经明晰，并成立高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据悉国家层面的碳达峰碳中和指导意见和2030年前达峰的行动方案、重点领域和行业政策措施和行动方案很快能出台。
从跟随者到引领者
21世纪：中国领导人去年9月提出的“30·60目标”对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分别有怎样的意义？
涂瑞和：就中国来讲，可以说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从最初的跟随者、参与者，逐步发展成较大贡献者，到近年来成为引领者的华丽转身。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和进入新时代以来推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选择。
同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和雄心，展现了大国担当。中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就都具有全球重要意义。
第一，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大，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失巨大，一些地方多年辛勤建设发展的成就毁于一旦；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从自身的角度也有减缓全球变暖的现实需要。
第二，到2010年前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充分认识到依靠能源资源高消耗高投入、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改善能源结构，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强度、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成为现实选择，改善环境质量成为民众的迫切要求，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后续源泉；
第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迈进更高层次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主席的坚强领导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认识全面深化、理念升华，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选项，低碳和绿色发展是成为自身的内在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国际机制有益于推动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创造新就业岗位和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
第四，气候治理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更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中国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迫切需要，有利于在全球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和智慧；也是推进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需要。
实现“双碳目标”需艰苦努力
21世纪：在中国提出“3060目标”之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近日透露，中国正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相关顶层设计政策将陆续发布。怎么评价中国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难度？
涂瑞和：中国自身的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间隔较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将是巨大的，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也是推动高质量和低碳发展、建立绿色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的机遇和推动力。我在此分享几点观察：
一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体制、机制方面的顶层设计不会有问题，需要更加关注的是各政府部门的政策如何更好协调一致；在推进落实过程中，要解决政策贯彻落实、执行、监督检查不到位等问题。
二是，在碳减排顶层设计过程中，如何避免一刀切，如何考虑各地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不同的资源能源禀赋结构、产业基础，适当体现出地区性差异。
三是，中国国土面积大，地形地貌气候多样性非常丰富，生态系统完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发展，乡村人口会相对减少，有利于农村地区生态的自然恢复，这对发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作用有很大的空间。从经济成本和技术可行性方面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且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和布局、合理且充分地利用和发挥好大自然的减碳、吸碳作用。
四是，一些地区的低端产业和落后技术仍然较为普遍，导致低质量产品充斥市场，既消耗了大量能源资源又污染了环境。地方通常会认为淘汰或关停落后产能会影响就业、影响税收，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的大政策框架下，可以将关停落后产能企业的工作岗位转移到通过公共财政投资更大的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这样的新就业岗位，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尤其是碳汇吸收的二氧化碳纳入碳交易系统出售，获得的资金在进入循环链。
五是，在国际货物贸易方面，需要将过去片面追求出口量和贸易额的增长转向追求利润的增长，要适当抑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量，减少或取消对一些资源消耗、高能耗产品出口的补贴或退税，将用于出口补贴或退税的资金用于支持产业转型和升级、支持实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带来的新就业。
六是，多年来，中国作为货物出口第一大国，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有助于这些产品的消费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方面需要在国际论坛上发出有理有力的声音。
七是，中国每年对外有大量的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实施以来，在沿线国家投资大增，中国应该将国内推进绿色和低碳发展的最佳技术和良好实践分享给沿线国家，并对投资高碳项目作出明确限制。
八是，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国际社会交流和分享减排、适应方面的良好实践，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支持，包括能力建设、物资援助和分享良好实践。这既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望，更是推进全球共同减排、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形势严峻
21世纪：今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将在中国云南昆明举办。这次大会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举办此次大会有怎样的意义？怎么看全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严峻形势？对于今年的大会有怎样的期待？
涂瑞和：生物多样性是大自然生命系统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为人类提供了所需的一切：水源，空气，食物以及各种自然资源。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还为我们人类提供各种生态服务功能，吸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和净化各种污染物，帮助抵御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的未来。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9年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当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危机是严重的：人类已经改变了地球75%的陆地表面，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不断退化；当前近100万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约占人类已知物种总量1/8。一个物种种群数量的减少、丧失或灭绝，将会严重影响到依存于这个物种，甚至是竞争性和天敌物种的生存状态。
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爱知县设定的 “爱知生物多样性2020目标”，现在评估结论是：20个指标当中，其中没有1个指标是“完全完成”的，“部分完成”的指标也仅有6个。由于生物多样性与其他很多指标有关联，按照目前这种不利趋势继续下去，预计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很多相关指标将难以实现。从公约发展进程来看，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宏伟目标此前也曾提出过，但并未实现。爱知目标实施进展的评估结论再次表明这个事实。
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提升对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强化政治意愿，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投身于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尤其是资金投入；提倡“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了解“一损俱损”真谛，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保护能力，实现“一荣俱荣”。
由中国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原计划2020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举行，因为新冠疫情推迟到今年10月召开第一阶段会议。大会确定的主题是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既反映出中国大力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又把联合国方面倡导的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有机结合起来。这次大会将确定203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制定新的十年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期行动框架，并对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建设和资金筹集有关议题作出相应决定。
这次大会是公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备受各方关注和期待。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作为东道主和大会主席国发挥领导力，推动国际社会凝聚更多共识，为后疫情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注入活力，促进世界朝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