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军上将，起义后却拒绝为新政权效力，说不能对不起蒋介石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在华北成立了“剿总”司令部，委任能征惯战的傅作义为华北“剿总”的总司令，统帅4个主力兵团、12个军，兵力达五十万之多。
此时的华北“剿总”的副司令中，有个冯钦哉。
冯钦哉行事奇特，是个很有故事的人。此前他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过集团军司令、战区副司令等高职，佩上将军衔。在国民党内，他的地位也很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889年，冯钦哉生于山西万泉县。如今万泉县不存在了，1954年其与荣河县合并成了万荣县（以两县首字命名）。早在1909年，冯钦哉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还参加过1911年10月29日的太原起义，资历很深。
从军后，冯钦哉一直在杨虎城部效力，1927年春就当上了杨虎城部第10军第1师师长。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冯钦哉追随杨虎城助战蒋介石，立下了战功。蒋介石还专门召见了冯钦哉，赏两万元，并当着众人对冯钦哉说，你的队伍打得好，是一员猛将。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政府对杨虎城部多次改编，冯钦哉任杨虎城的17路军的第71师师长。1931年4月，第71师改为第42师，冯钦哉仍任师长。
冯钦哉性格太耿直，很快就令蒋介石生厌了。1931年杨虎城奉蒋介石命令，平定甘肃雷马事件。年底冯钦哉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全大会，蒋介石问关于平定甘肃的情况，冯钦哉在回答末了带了一句，打下来也是丢人。蒋介石不解其意，冯钦哉当即解释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你不发兵打日本人，反而打甘肃的老百姓。
1933年春，日军占热河，攻长城，冯钦哉请缨抗日，奉命率全师开赴北平以北地区。7月，何应钦命令冯钦哉的第42师进攻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钦哉拒绝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也不能打他；他姓冯，我也姓冯，虽然不是本家，他抗日，我也觉得光荣，更不能去打他”。
冯钦哉也与红军打过仗，但其远非红军之对手。1935年1月，冯钦哉奉命代杨虎城指挥第42师和陕西的3个警备旅在秦岭山区“堵剿”红二十五军；3月，又参加“围剿”西北红军，均告失败。
西安事变前，冯钦哉的身份是杨虎城17路军第7军军长兼42师师长，率部驻防在陕西大荔县。
1936年12月12日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2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告诉冯钦哉，张副司令已下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冯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阻止中央军进犯西安。冯钦哉在电话中当即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
随后，冯钦哉召开了第42师团级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宣布张、杨“背叛党国”、“背叛领袖”、“破坏抗战”，号召“拥护蒋委员长，反对张、杨”。同时进行军事部署，准备配合中央军进攻西安，全力营救蒋介石。
冯钦哉还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兵锋直抵西安，声称要讨逆贼，救圣驾。他的表现，无疑让蒋介石很满意。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就把冯钦哉的部队升为了27路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冯钦哉的27路军改编成第98军，后来又改编成第14集团军，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
在此期间，冯钦哉与朱德、彭德怀等过从甚密，双方各有两名代表常驻对方驻地，以加强联系，范长江即是长驻冯部代表之一，双方官兵常在一起联欢，无论战时平时，关系均融洽无隙。冯钦哉曾请彭德怀来自己这里开座谈会，并向官兵门讲解抗日形势和游击战术。
冯钦哉对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深为敬佩，经常对部下说：“你们都说我生活简朴，你们再看看朱总司令，那才是真正的简朴。”
看到冯钦哉和朱德、彭德怀等走得比较近，蒋介石很不爽，就使出其惯用之伎俩——明升暗降，升任冯钦哉为第一战区副司令，让武士敏接了冯钦哉的兵权。
自此，冯钦哉被剥夺了兵权，结束了握重兵驰骋沙场的生涯。
1940年2月，冯钦哉赴重庆见了蒋介石，要求带兵打回山西抗日前线。蒋介石说：“你是老同盟会员，老同志，很好，很好。你应该读读曾文正公（曾国藩）和胡文忠公（胡林翼）的书，充实一下，对你有好处。”
冯钦哉哪有心思读这些书，就抱怨了一句：“不读书难道就不能抗日了吗？”
蒋介石略一沉吟，大笑起来说：“研究一下，给你五个军，打回山西。”
冯钦哉抱着希望在重庆等了一年，等来的总是“研究一下”几个字的回答，后来这几个字也没有了。
1941年秋，武士敏所部在中条山全军覆没。消息传来，冯钦哉痛不欲生，那可都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队伍啊。
冯钦哉的第一战区副司令一职也被免了，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当时察哈尔省属沧陷区，察哈尔省政府设在河南省洛阳，而冯钦哉却长住陕西省西安家中“办公”，河南战局紧张时，其“省府”全部迁往西安。
察哈尔省会张家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后，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由傅作义兼代了，冯钦哉则调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张垣绥靖公署副主任。1947年冬，张垣绥靖公署撤消，冯钦哉调任北平行辕副主任。1948年夏，北平行辕撤消，冯钦哉又调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
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失利，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使冯钦哉认识到蒋介石政权必败无疑。在北平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冯钦哉在北平报纸上登出了广告：“冯钦哉鬻字”，表示自己这个“副司令”也生活不下去了。
此事惊动了李宗仁，专门把冯钦哉叫去，问他有什么难处。其实，1946年冯钦哉就在北平开办了“仁昌银号”，自任董事长，还兼任天津建华面粉公司董事长，并不存在“饥饿”问题。
1948年底，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严严实实地包围了，傅作义与解放军正在酝酿和平解放北平事宜。此时，蒋介石派来飞机接运高级人员去台湾，很多人劝冯钦哉也去台湾。
但冯钦哉拒绝了，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积极支持者。
在和平会谈的关键时刻，傅作义要找一个地位高、资格老又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去谈判，有人提议邓宝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之一)最合适，而冯钦哉与邓都是西北军出身，关系很好，可让他去请。
冯钦哉即于1949年初衔命赴陕西榆林，将邓宝珊接到北平，由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解放军代表顺利达成了“和平协议”。北平和平解放，冯钦哉亦功不可没。
